宗亲文化

胡适的为师之道

2020-04-13 16:57:53 胡希均 13
 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年后,在他初登教坛,后又以在任校长而不得不遽然离去的北京大学,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教授季羡林先生,决定去台湾给胡适老师扫墓。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顾虑他年高远行便婉言劝道:“你不是不轻易出门吗?”他说这次对方邀请,开会的主题“人的素质教育”他很感兴趣,去台湾第二个目的就是想给胡适之先生、梁实秋先生扫墓。李问他,“这合适吗?”他说:“有什么不合适的?”……到台湾后他高烧39度多,还是坚持去给胡适扫墓,还写下了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的追忆文章。①
    在好些年前季先生写过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,当时还很敏感,李玉洁劝他别写,写了也没地方发。但他坚持要写,他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,对人不能主观、片面,他还说当时与胡适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不多了,“我要不写出来就不舒服。”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。
    在胡适墓前,“鞠躬之后,悲从中来,心内思潮汹涌,如惊涛骇浪,眼泪自然流出。”他所写的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一文,谈到了胡适的许多德行,而其中最令他钦佩与感动的是适之先生奖掖后进:“平生不解掩人善,到处逢人说项斯。”
    胡适先生的“奖掖后进”是泽被群生,有口皆碑的。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胡适先生对学生的琢育既有高远的目标,严格的要求,又有细致入微的关爱,因而得到学生由衷的爱戴。
    先讲讲顾颉刚。
   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1916年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。时蔡元培掌北大,为根治腐败,他提出“大学学生,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,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”,遂广揽具有新思想的教员。胡适刚留美归来,作为旧学新知兼备的学人登上了北大讲坛。当时胡适才27岁,太年轻,北大一班对传统学术
    训练有素自视甚高的的青年学子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顾颉刚听了胡适几节课后被震慑,认为胡适是位“有眼光、有胆量,有裁断”的历史学家②。在胡适大力鼓吹“多提出一些问题,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”、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的治学理念的浸润、影响下,顾颉刚接受了实验主义方法论,对胡适强调的“存疑主义”更为倾心,其兴趣遂由哲学转入史学。此时,胡顾之间还没有深交。
    1920年夏,顾颉刚毕业了,找工作无门,罗家伦把顾颉刚推荐给胡适。胡适以爱才称著,他为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谋得编目员一职,月薪50元。当获知顾颉刚家累太重,入不敷出时,胡适又私下每月资助他30元,请助其编书。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令顾颉刚十分感动。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日益亲密起来。当时胡适正在研究《红楼梦》,顾颉刚为他搜集曹雪芹的家世等相关资料③。是年秋,胡适发表《水浒传考证》,顾颉刚读后深受启发。他想,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去研究故事,反之,又何不可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呢?不久,胡适又让顾颉刚标点《古今伪书考》,顾颉刚又从胡适处得到《崔东壁遗书》,获益甚大。崔氏提出“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”、“其世愈后则传闻愈繁”的现象,这一史识,在顾颉刚心中渐渐酿成萌芽。于是“不由得激起了我推翻伪书的壮志”,遂向胡适建议编辑《辨伪丛刊》,又由此结识了钱玄同。在与之研讨古史当中,触发了顾颉刚长期郁积心中对古史的见解,撰写了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一文,刊发在《读书杂志》(第九期)上,顾在编者按中提出“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”的观点。此言一出,石破天惊,在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,南京东南大学的刘炎黎等史学界人士引经据典大加反驳;更有讥笑和责骂的。顾颉刚的“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”的判断被陈立夫等简化为“禹是一条虫”而哄传一时。
    1926年,顾颉刚把上述讨论文章结集成《古史辨》出版,一时风靡学界,一年内印行了20版。面对众多的责难、讥讽,胡适却予以热情的肯定:“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,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。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”,“顾颉刚‘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’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。”蔡元培、傅斯年、郭沫若和王伯祥等都交口称赞。
    古史考辨是对旧中国史学界进行的一次革命,推翻了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。自此以后,中国古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。这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的变革作用不可谓不大。
    《古史辨》成了顾颉刚学术生涯的起点。他称“胡适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”。当年,顾颉刚与傅斯年、毛子水打起“整理国故”大旗后,胡适曾适时地为他们指明“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”等研究方向,并撰考据文章示范之。胡适欣赏顾颉刚的才华,认其是他史学上最得意最有成就的学生。
   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,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”,这是胡适的名言。“疑”是他们两人共通之处。显然也是顾颉刚对胡适学术精神的师承。
    由于顾颉刚的《古史辨》成了史学领域的颠峰之作,一九四八年顾颉刚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,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,被排斥在学部委员之外。然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,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越他。
    再讲讲吴晗。
    吴晗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史学家。在吴晗辞世的当年,1969年,美国就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史研究者JemesR.pusey为之写了一本小传,题为《吴晗•影射史学》④。的确,吴晗是靠“影射史学”发迹,又因“影射史学”而贾祸,终至夫妻双双因此而死于非命。
    吴晗曾自述道:“1942年以后,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,币值逐天减少,生活越发过不下去了,……对蒋价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,将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,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了,走出书房,进入社会了”。他所说的指桑骂槐,显然就是“影射史学”。这时候,他写《明太祖》,内容有“恐怖政治”、“文字狱”、“锦衣卫与廷杖”和“皇权的极峰”等。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以古讽今,批判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制度、恐怖统治、特务统治及其对知识分子的管制和镇压。此书一出,他在史学界更为出名,在教育界也以其左倾的观点闻名。因而得到中共领导人,特别是毛泽东的欣赏。1948年,他由地下党安排,到解放区参观,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接见。毛泽东还与吴晗谈了一个晚上,不但看了吴著《明太祖》,还与吴交流了意见,使吴顿时有知遇之感。吴晗在解放区待了没有几个月,便随解放军进城,接管了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,再也没有时间继续他的历史研究了⑤。到了六十年代,吴晗又写了《海瑞罢官》,从主观意图和客观评判都可认为是一部“影射史学”的作品。讵知1965年由姚文元的一篇《评新编历史剧“海瑞罢官”》竟葬送了吴晗的“影射史学”,并由此掀起了长达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空前浩劫。
    吴晗开始走进史学领域并不是搞“影射史学”而是在胡适的指引下搞“实证史学”的。
    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的吴晗(当时叫吴春晗),给担任校长的胡适写信求教,开始了他与胡适的交往。他所写的学年论文《西汉经济状况》,颇获胡适赏识。他在胡适离开中国公学以后,追随他到北京,试图转入北京的大学,特别是胡适担任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。他几次写信向胡适求助,皆因数学只考零分而未能如愿。胡适便把他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,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。从那以后,吴晗便在胡适的指导下,开始了明史研究。
    刚刚开始历史研究时,吴晗的兴趣是在汉代,但正是因为蒋廷黻和胡适的诱导,他把重心移到了明代,并按照胡适的指点,开始治学方法的训练。
    胡适在1931年9月12日给吴晗的信中写道:“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,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。秦汉时代材料太少,不是初学所能整理,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。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,而证实甚难。非有丰富的经验,最精密的方法,不能有功。晚代历史,材料较多,初看去似甚难,其实较易整理,因为处处脚踏实地,但肯勤劳,自然有功。凡立一说,进一解,皆容易证实,最可以训练方法。”
    胡适还具体告诉吴晗,应该先细读《明史》。并指导他如何作笔记,特别强调应该作“专题研究”之类的小论文,题目越小越好,要“小题大做”,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。
    对赫赫有名的胡适能够如此详尽地指点自己,吴晗无疑深受感动。同月26日吴晗给胡适写信,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:“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,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,夜黑人孤,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,光耀所及,四面八方都是坦途。”按照胡适所说,吴晗买来了《明史》,逐日点读,还做了几千卡片分为人名、书名、记事3种,准备按类填写。在随后几年里,胡惟庸党案、锦衣卫和东西厂、《金瓶梅》、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、殉葬制度等等,一个个明史的专题,便出现在吴晗的视野。他不厌其烦地小心求证,他按照胡适的教诲严格地训练自己,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明史专家,由此脱颖而出。
    尽管后来投身于革命的吴晗,与胡适分道扬镳,尽管吴晗后来的历史观与胡适大大不同,但他应该不会忘怀最初从胡适那里得到的教益。在50年代初写的《吴晗自传》中,吴晗就没有隐讳自己与胡适的这种师承关系,他承认自己过去“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”。甚至在1954年展开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,作为胡适的弟子,吴晗并没有发表过批判文章,这在当时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    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对胡适思想批判的全面展开,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升级,也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,吴晗不能不日益处于尴尬的境地。他无法回避自己与胡适曾经有过的学术关系,他不能不主动或被动地强调自己后来的分道扬镳,从而表现自己今天的进步。于是,他对这些往事的回忆,便随之有所改变了⑥。
    吴晗所改变了的“往事回忆”在报上发表时,胡适已不在世,自然是不知道了。不过即使知道了,按照胡适一生那种理性宽容的品格,他也不会去责备自己曾经奖掖过、曾经寄予希望的学生;因为他知道这些不实的回忆是在高压下言不由衷的话,不足计较而应该予以同情的⑦。
    至于吴晗的学术研究从实证史学转入影射史学,胡适肯定是不赞同的。因为胡适一生主张实证,反对虚妄。对与自己观点主张不合的人和事,尤其是学术研究他从来是直抒胸臆,鄙弃指桑骂槐或是曲意奉迎的。
   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胡适的另一个弟子,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在他的《师门五年记》中记述老师是怎样爱护学生、教育学生的。
    罗尔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,最初到胡适家任抄写员。面对胡适家中满座的名流,罗尔纲对比自己卑微的地位,不免产生自卑心理。善解人意的胡适充分考虑到了这点。“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,他把我介绍后,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,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,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。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,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会的那天把我请去作客,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。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,不让他发生自卑的心理,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,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。”人格的力量就象是春雨一样,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罗尔纲说:“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,抱热忱以鼓舞人,怀谦虚以礼下人,存慈爱以体恤人;使我置身其中,感觉到一种奋发的、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。”
    对待学生,胡适有慈爱的一面,也有严厉的一面。当胡适读到罗尔纲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的短文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》时,非常生气,写了一封信责备说:“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,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……你常作文,固是好训练,但文字不可轻作,太轻易了就流为‘滑’,流为‘苟且’。我近年教人,只有一句话:‘有几分证据,说几分话。’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,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。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,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。”在胡适这种实证史学观点的指引下,经过艰苦的努力,罗尔纲终于成为近现代研究太平天国的权威学者。
    胡适要求学生在学问上“不苟且”,同样也要求他们在生活中“不苟且”。他一生强调宽容,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。但是,温柔敦厚的胡适也还有另一面。他很喜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《桂源铺》绝句:“万山不许一溪奔,拦得溪声日夜喧。到得前头山脚尽,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他喜欢这首小诗,固然因其写得清浅可爱,风格近似自己的《尝试集》。但他体味最深的还是诗句背后的那种执着梗直的精神吧。还是罗尔纲了解老师,他这样分析说;“胡适这个山乡的儿子,他禀受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、百折不挠的‘徽骆驼’精神,天生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。有人论及胡适‘容忍’精神人难企及。但只是他的一面,另一面却是他的倔强精神,例如他明知台湾有一股巨大势力要把他吞掉,却不肯偷安异国,挺然回去。后来雷震在狱中过生日,胡适写这首诗去贺他,是对胡适性格最好的说明。”
    综上所述,我认为胡适一生教育学生的种种实践,集中体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教育观。这里所谓“以人为本”的教育观,也即所谓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按照高远目标来琢育学生。其目的是他青年时代就服膺的易卜生的一句名言:“你要想有益于社会,最好的法子,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”。“有益于社会的器”⑧就是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他对学生学术(知识)上的诱导,事业上的扶持,人格上的感召,心理上的滋润,为的都是让学生把自己铸成对社会有益的器。他并不为学生设定某种既定的框框,要求学生按照一定模式去成长,更不会象当前某些人把学生当做消费者,要出高价才能享受高等教育。他丝毫没有把培育学生的职责当作于己有利的工具来使用。这对当前教育界由于“教育产业化”的误导所产生的种种弊端,无疑是一种儆戒。
注释:
    ①见2005年8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张彦武文。
    ②胡适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,九月开学后,即教授“中国哲学史”及“英国文学”等几门功课,开始自编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讲义。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,大量的经典注疏,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,漫无边际,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,看不清路,摸不着头绪。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,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,直从老子孔子讲起,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的一点系统,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。因此,他教的课,发的讲义,都让学生耳目一新。
    顾颉刚听了胡适几节课后被震慑,认为胡适是位有眼光、有胆量、有裁断的历史学家。指的就是上述事实。
    蔡元培先生在给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所作序言中说,该书有四种特长,第一是证明的方法,即考实遗著的真伪及辨证的方法;第二是扼要的手段,即所谓“截断众流,从老子孔子讲起。”第三是平等的眼光,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。第四是系统的方法,即是用发展的观点,系统的方法,研究哲学流派,使其“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”,“递次演进的脉络。”
    注者认为胡适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和蔡元培先生的评价,对于顾颉刚先生的《古史辨》和他所发明的《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》中心学说,在逻辑理念上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契机。
    ③《胡适口述自传》237页:“在寻找《红楼梦》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,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。这些学生后来在“红学”研究上都颇有名气。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;另一位便是俞平伯。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。这些学生——尤其是顾颉刚——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。雪芹原名曹霑,雪芹是他的别号。”
    ④⑤见《随笔》2006年第一期王晴佳文(广州花城出版社)。
    ⑥1962年,吴晗两次接受《北京日报》记者的采访,畅谈历史研究和学习。此时的他,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,强调的是自学,而不再是胡适、蒋廷黻等人的教诲。他似乎并不困难地就把那些往事换了一种叙述,或者说,在历史画面上他根据需要涂抹上了别的颜料。(见李辉《风雨中的雕像》——山东画报出版社)
    他这样说:“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,没给过我什么。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。我之有些知识,主要是靠自学。”“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,买办性很强,三六年才改成大学的,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,一个十足的洋奴,他上课用英文,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,中文不通,不能写。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,因为不通。他们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,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。在这种情况下,老师讲的不合我的需要,我需要的他们不教。……”
    以往他所看重的一切,现在似乎都不值一提。他的语气也似乎轻轻松松。可是,谁又能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。他到底是真的否认了一切,还是有难言之隐?我们永远无法了解。
    ⑦胡适在1952年初看到了顾颉刚在上海“批胡”座谈上的发言,把那页剪报贴在自己日记本上,并作评语:“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。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(《系辞》的制器尚象说,《老子》出于战国末年说)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。”胡适的态度是从容、平和的。
    ⑧有益于社会:这里的社会应是符合普世规律的社会,是值得自己的学生为之奋斗的社会。是怎样一种社会呢?胡适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(1947)8月1日在北平所作广播演说中为这个社会提出了明确的指征。他在广播演说中指出:“世界文化有三个共同的大趋势:第一是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,增加人生的幸福。第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。第三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,发展人类的才能,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。”(余英时《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》——广西师大出版社)这个三个共同趋向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四个文明,是二十世纪进步人类的共同追求。我们不难看出,胡适先生六十年前的这个预判,为当今的主流意识、治国方针提供了思想资源。
作者:胡宁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