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亲文化

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

2020-03-24 12:23:54 胡希均 19
一、孝感历史沿革

孝感,南朝宋孝建元年(公元454年),因此地“孝子昌盛”,遂置县名“孝昌”。后唐同光二年(公元924年),庄宗李存勖因孝昌县名之“昌”字犯了其祖父名讳,遂根据董永卖身葬父、黄香扇衾温被和孟宗哭竹生笋等孝子感天动地的故事,改孝昌县为孝感县,是为“孝感”得名之始。迄今1095年。

夏商时代为古荆州之地。

周为楚、郧、轸等诸侯国割据地,且轸国、郧国均建都于此。

秦属南郡;汉以后属荆州江夏郡。

南北朝以后属安陆郡。

唐属安州;宋以后属德安府。

清分属德安府、汉阳府。

民国时期,分属湖北省第三、四、五行政督察区。孝感作为地市级的建制行政区,设置于1949年5月。

1951年06月以前,孝感专署辖孝感、礼山、应山、安陆、云梦、应城、黄陂、黄安(今红安)、随县(今随州市)等9县。6月以后,原属沔阳专署管辖的汉川、汉阳两县划归孝感专署,同时设立应城矿区人民政府(县级),此时,专署所辖县级政府12个。

1952年01月,大冶专署撤销,原属大冶管辖的咸宁、武昌、蒲圻、嘉鱼、崇阳、通山、通城等江南7县划归孝感专署管辖。6月,随县划归襄阳专署。 9月,黄安划归黄冈专署,同时改礼山县为大悟县。

1953年05月,撤销应城矿区政府,以后直到1959年11月孝感专署撤销,所属诸县并入武汉市时为止,孝感专署一直管辖江南、江北共16县。在归属武汉市管辖期间,曾于1960年8月将安陆与云梦、咸宁与蒲圻、武昌与嘉鱼、崇阳与通城合并为安陆、咸宁、武昌、崇阳等4县,原16县并为12县。

1961年05月,地市分治,复设孝感专署,武汉市将上述12县归还孝感。12月,专署将所辖12县仍按并入武汉市以前的16县恢复原建制。

1965年07月,将撤销大冶专署时划归孝感的江南7县划出,交新设置的咸宁专署管辖,孝感专署管辖原江北9县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,孝感专区改称孝感地区。

1975年12月,汉阳县划属武汉市。

1983年08月,撤销孝感县,设置县级孝感市,同时将黄陂县划归武汉市。

1986年06月,撤销应城县,设置应城市。1987年9月,撤销安陆县,设置安陆市。

1988年10月,撤销应山县,设置广水市。

1993年06月撤销孝感地区,设立地级孝感市,同时撤销原县级孝感市,设立县级孝南区和孝昌县。撤地建市以后,新设立的地级孝感市实行以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,直辖孝南区,管辖孝昌、大悟、云梦、汉川等4个县,代管广水、安陆、应城等3个县级市。

1997年03月,撤销汉川县,设置汉川市。

2000年08月,广水市划归新成立的地级随州市代管。

孝感市是湖北省下辖地级市,曾是楚北经济发达的地区。气候温和,雨量充沛,土壤肥沃,人丁兴旺,地形除东北部有少量山区外(大别山系双峰山及余脉),中部沿澴河、府河两岸分布广大的冲积平原。南部水网纵横,港汊密布,具有农耕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是鄂东北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。其西南部的古邑云梦,更是湖北人口密度最大的县城。

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

二、德安府孝感县人填川渝

孝感籍在明清两次填川大潮中,较之其他移民,具有移得早、去得多、时间长、分布全川等显著特点。

学者孙晓芬编撰的《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》(四川大学出版社),该书几十次地提及“麻城孝感乡”和“孝感”。撮要如下:

《邻水县志》,介绍包氏自孝感迁蜀始末,“湖北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,依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”。还载,甘氏自孝感迁来后成为邻水大族;孙姓“原籍湖北孝感,明洪武2年(1369年)落业县境蔡家坝”。

新修《南川县志》称,湖广移民,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。

咸丰《云阳县志》,“邑分南北两岸,南岸明洪武时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,北岸康雍寄籍者,亦唯湖北湖南人多”。

《新宁县志》(今开江),孙姓来自孝感。《大邑县志》,李姓“先祖李朝舟于康熙年间,由湖广麻城孝感迁居大邑依仁乡”。

另外,《南溪县志》:“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,溯其始,多言麻城孝感乡”。民国《荣县志》:“由麻城孝感乡入川,人人言然”。隆昌《刘氏族谱》:“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,明初入蜀”。新修《三台县志》,清道光年间,孝感迁来回民数户,以马姓为最多。民国《泸县城志》载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《招民榜文示》:“迨我国初,亦移麻城孝感之民,以实富、荣二邑”。内江《黄氏族谱》:“明洪武初,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,非德化不能测也,唯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。诏饬许多专差逐遣。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”。

作为中国移民发祥地之一的孝感,县志记录了杨春等多人移川情况;族谱方面,有记载元末明初及清朝前期移川的,更是数不胜数,仅以孝感各乡镇大姓为例:如杨店杨氏、季店季氏、白沙赵氏、周巷周氏、陡山鲁氏、花园丁氏、花西朱氏、陡岗钟氏、毛陈陈氏、三汊黄氏等都有族人从各个时间段迁徙入川的。

三、德安府孝感县人填川渝主要组成部分

1、明玉珍和红巾军

溯源湖广填四川,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军入川,是孝感移民较多的主要原因。明玉珍,湖广随县人。清光绪9年(公元1883年)《孝感县志》载:

元顺帝至正11年(1351年)颍蔡兵起(指河南义军),聂高宗、许成僭号据应山,分其党据孝感等县。12年,徐寿辉起兵蕲州,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,孝感人多附之。16年,玉珍率兵袭重庆,称夏王,孝感人多随之入蜀。是时寿辉兵皆裹红巾。至今土人言红头军作反人,杀尽各处人。盖玉珍等事也。

明玉珍、陈友谅、徐寿辉、朱元璋同属农民起义军红巾军。明玉珍领军10万据川,含孝感籍4万(《湖北通志》)。明玉珍建都重庆,国号大夏,当上天统皇帝,为可靠和易于号召计,先后两次下诏专门差人至老家应山孝感一带,征招乡亲进川。同时,当朱元璋攻占湖北后,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,纷纷投奔重庆大夏政权,其数当在数万。洪武4年(1371年),朱元璋派大将汤和、傅友德率军征夏。这两大入川军队,湖北籍恐不在少数。这些士兵即就地安置了。这几支红巾军,构成了早期移民的主要成分。

2、政府推动和民间自发移民迁徙

元蒙的铁血统治下,“而四川人十丧七八”(杨士奇编〈历代名臣奏议·论救蜀四事疏〉),人口尚未恢复至宋末1/20。向蜀移民、实行“民屯、军屯”政策已是朱明王朝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除了朝廷的号召,利益驱动和求生本能,则是移民的主因。但移楚填川,还有多方因素:一,得天时地利之便,交通快捷,山水相连;二,易于适应,地处同一纬度,气候地形相类;三,时势促成,楚因战乱、避祸、灾荒、瘟疫、宦游、行商、行医、卖艺以及人多田少的严酷现实,而蜀地生存发展的空间巨大;四,明玉珍义军的巨大影响。后一条于孝感关联尤甚。大夏王朝据川15年(元至正16年——洪武4年,即公元1356——1371),偏安一隅,而楚境正杀得天昏地黑,为投靠乡亲,又能躲过战乱,况且随明玉珍先行落籍人员往来川楚,鼓吹交流,以及所谓羊群效应,因此趋之若鹜。

3、张献忠和农民起义军

说到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原因,正史野史皆指责八大王张献忠剿川。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。地主豪绅、御用文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,极端仇视人民及其反抗活动,维护专制皇权,宣扬纲常名教,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负面作用,极尽捏造、污蔑、丑化、夸大之能事。川人骤减,原因是多方面。明末清初与元末明初不同,战乱的重灾区由楚地移到了四川。至康熙年间川中人口数量降最低谷,距张献忠死后已40多年。“贼来如梳,兵来如篦,官来如剃”。剃较梳篦尤具彻底性,这首四川民谣才是道出了问题的真谛。专制极权破坏先进文化,摧残生产力,造成历史大倒退,罪魁祸首是封建王朝:改朝换代的镇压和巩固统治的需要,既殃川残民,又是引发湖广填四川的官方动因。

《孝感文史资料》第9辑描述孝感人刘开沛,因遭乡间恶霸陷害,兄弟三人被官兵像抓壮丁似的,与云梦等地百余名同乡一道,押到汉川集中上船,然后沿江而上,至重庆舍舟登岸,百人已剩八十。关于川人爱缠头巾,老人们的解释是当年押赴途中,死人太多,头上的孝布逐渐变成多种用途的头巾了。

《孝感县志》称:孝感为“楚中名县”,“孝感要区,钟灵毓秀”,“序曰孝感古战场也,其地六达三关障其后,澴汉阻挡其前,人剽悍喜兵”,民众具有冒险犯难的传统,官逼民反的反抗斗争贯穿清朝始终。《孝感县志》关于李自成、张献忠的记载,可谓连篇累牍,孝感或被占领,或是根据地,或作游击区,县衙多次被扫荡。但问那些不屈服的义军转向何方呢?相当数量的人马入川了。崇祯16年(1643年)5月29日,张献忠占领武昌,正式建立大西政权,两月后南下西进,此间张献忠于楚地另编“新营”(“楚营”)57000人,次年春入川,该军后来落籍四川(《中江县志》)。“嘉庆丙辰(1796年)夏,湖北孝感有匪滋事,毗连三省(指楚川豫),匪众数万,总统永保屡为所败,先后征兵数千,皆覆没”(《清稗类钞·第二卷·明亮平孝感教匪》)。紧接此文还有《额成登保平川楚教匪》等6篇有关川楚义军转战的史实。农民起义军余部又转换成移民。孝感杨店镇杨氏就有垱子湾几十户,因参加白莲教而整体搬迁四川的事实。造反者历来被称为“匪”、“盗”、“贼”,族谱怎么可能正面收录?

四、麻城县孝感乡考辩

麻城孝感乡,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,很多移民后裔的族谱中都有记载,但在正史中却罕见记载。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,是康熙九年(1670年)编纂的《麻城县志》:

“初分四乡,曰太平,曰仙居,曰亭川,曰孝感。统一百三十里,里各有图。成化八年,以户口消耗,并为九十四里。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,为三乡。嘉靖四十二年,建置黄安县,复析太平,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。止七十四里。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,后并作二十五里;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,后并作二十五里;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,后并作二十四里。国朝因之”。

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

根据这段文字证实,孝感乡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,确实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。只是后来经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,孝感乡就从麻城政区中消失了。

有关麻城县的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,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(1472年),麻城县因为因湖广填四川后“户口消耗”,下领四乡并为三乡,孝感乡被并入到了本县的仙居乡。

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,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,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。

由于黄安县设置时,是由原麻城县太平、仙居二乡二十里甲、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。

孝感乡始建年代

从康熙《麻城县志》记述可见,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因湖广填四川后“户口消耗”被并入仙居乡。后又有部分划入黄安县,终清一代也未恢复。也就是说,它从此就在湖广的文献中消失了。而孝感乡的建置则终止于成化八年(1472年),它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,仅仅存在了105年。至于明代以前是否有孝感乡建制,目前尚未有确切的史料证实。

1、网文称,麻城县在明初百年间曾有过“孝感乡”,位于麻城县西北,北与河南罗山、光山搭界,成化8年(1472年)裁撤并入仙居乡,因“地僻民顽,官难遥制,盗贼出没,数被劫杀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》),在嘉靖42年(1563年)析仙居等乡新建新安县,嗣后更名黄安(解放后改红安)县。地名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,”孝感”二字是”孝感动天”四字的缩写,因其地自古孝道昌隆,孝子蕃盛,中国”二十四孝”,孝感有其三。麻城因麻姑升天而得名,为何会出现孝感乡这个地名?

2、网文称:“麻城、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的迁移,何以乡人迁之不绝?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、孝感乡之故,而迁入麻城、孝感乡之民,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”。

这种说法虽有些模糊。但也有其合理之处,川渝移民后裔的老谱对麻城迁出地址记录多为今麻城高坎湾(谱多误记高坎堰洗脚河、高阶堰喜鹊河、高阶堰、高阶岩、高街堰、高干堰、高街檐……等等),也证实这种说法,麻城高坎湾只是湖广填四川“麻城过籍“官方移民登记点之一,类似的地名还有鹅掌大丘。“不断迁徙”之地,只能算寄籍、暂住地,绝非移民。

3、另有学者断言湖广移民多麻城籍是因为:一是湖南、湖北、中原所有移民必须经麻城入川,二是不少族群嫌势单力孤,冒充麻城籍。这理由不能成立。

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

第一、违背地理常识,迁川路线,麻城于湖南是西辕北辙,江西人迁徙四川走水路沿汉江或长江西进既便利又安全,何必非要绕麻城。

第二、虽出于人之常情,却不宜以偏概全。如果以“麻城府孝感乡”一说即否定德安府孝感县移民,或者仅此“孝感乡”、否定彼孝感县,恐有失望文生义。

此称谓究竟从何而来?麻城自古未设过府,孝感县不曾叫过乡。明嘉靖42年“以麻城县之姜家畈置黄安县。析黄冈、黄陂二县益之”(《湖北旧闻录》,清陈诗编纂)。民国22年划出孝感的北部、黄安县的西部等地置礼山县(1952年改名大悟县)。观明清地图,同处楚北大别山,麻城的西北部(即明中叶后的黄安县)应与孝感的北部相邻。这种地缘因素,将两县连缀相称,有其合理性,但是把德安府孝感县移民都统归到“麻城府孝感乡”,显然不合理。这一带恰恰是明玉珍等农民起义军入川前长期苦战、频繁活动之所。此地对于他们,可谓是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地,至于府县乡的具体行政隶属,并不在意。

再者源自对麻城的感念。孝感邑人在元末明初到麻城深山避乱,明朝立国后,孝感邑原居民和其他籍到麻城避乱居民在麻城原地登记再回徙(有部分麻城原居民随迁,上文《麻城县志》提到的“人丁耗尽”可能与随孝感人迁入孝感或外迁他处有关),似乎有浴火重生之恩,故称“麻城过籍”。这在孝感、麻城二县方志均有相关记载。以至孝感人口语中,喝醉酒是“麻西了”;睡着觉是“到麻城去了”等。文革前,同迁川的移民后代家里一样,孝感地区各县、包括江南咸宁等县农村,普遍将“麻城土主”供奉于中堂神位,也是源于当初避乱时的传说。足见先辈们寄托敬祖恋旧之情,深怀知恩图报之念。“过籍”发生于元末明初,正是第一次填川时期。既然虔诚地将“麻城”供奉,把麻城冠名称“府”于孝感之前,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,故而以讹传讹,相沿成习。

“府”,行政比县高一级;“乡”,县下区域单位,与城相对,用于此处表人们聚居之所(清代以前并非一级政府,仅为地域概念)。对于缺乏文化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,好象称麻城为“府”是敬词,称吾县为“乡”,是谦词。麻城孝感二县无从属关系,如果不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特定环境,“麻城府孝感乡”,是情感大于理性的称呼,显然是民间的一种附会。从严格意义的地域名称上讲,不能顾名,亦不可思义,既不规范,更不符合逻辑。“麻城县孝感乡”之说,就移民成分来讲,大部分是指德安府孝感县移民,小部分才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。

理由还有:

其一,移民始祖大多为跟随明玉珍的乡亲,主要来自老家及附近。玉珍家乡与孝感相连,不可能到几百里外的他乡征募,这是政治经济成本范围的事情。

其二,网文“麻城县孝感乡”既言“盗贼出没,数被劫杀”,根本不适合人群安居,就谈不上“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、孝感乡之故”。生存环境恶劣,逃之惟恐不及,何敢“迁至”?明成化八年(1472年)孝感乡因“户口耗尽”而并入仙居乡,后续又是哪儿来的人口往外迁徙?清代移民的规模不输明朝,距“麻城县孝感乡”裁撤200年矣,如何不见改制后的新称谓“湖北黄安县”?

其三,论移民条件。孝感县明清时代“邑广八十八里,袤三百二十七里”( 《孝感县志》),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,人口的数量、密度及面积,均属鄂省大县,民风古来爱结帮出外闯荡,如做买卖、手工艺、做长工等,而且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移民发源地之一。

其四,地名辨迹。同一网文说:“麻城《邓氏宗谱》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”。磅,疑为滂字误;滂,形容水涌,引伸傍水。麻城位大别山区,而孝感南部湖泊星罗、河网纵横,仅城郊名字带滂的就有喻家滂(今属孝感学院旁一宫村)、徐家滂(今北京路南九真村)。《新宁县志》谈到大姓来历,称郑姓来自“湖北麻城甘棠铺”,薛姓来自“湖北麻城长岭岗”。这甘棠铺和长岭岗乃有名之地,属于孝感麻城相邻的黄陂县,在县城一东一北。——足见该网文真实性的可疑与“麻城”的笼而统之。

其五,事实作证。孝感谚语:“四川的被子便宜”;“老不走川,少不走广”。前句原意川楚关山遥隔,移民卖掉行装不足充返程盘缠,喻只好认命留川;次句却是辛酸的总结和告诫。《孝感文史资料》第9辑记载抗战时期许多川渝的孝感后人,指明祖居地是孝感“陈家河”、“张家湾”等;一鲁姓后人曾谈及先祖元末由孝入川落籍自贡,已繁衍400余户,2000多人。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同志在回忆录中即谈到,他们张及屠姓就是当年从孝感迁来汉阳的。这也在一个侧面佐证了孝感历史上是移民集散地之属性。

其六,得到川渝鄂人的普遍认同。在现实生活接触到的众多蜀人,皆言之凿凿地称此孝感,并未发生歧见。参加过1937年“8·13”上海抗战的黄埔老人鲁鋆为孝感市文史界名流,撰文称:“1945年重庆江北经营织布厂的陈华能女士和一位年近七旬的张忠民先生,要求加入‘孝感旅渝同乡会’,并如数家珍地述其先祖于元末明初随明玉珍义军入川.族谱载其祖籍孝感陈家河和孝感张家湾。1984一1996年十余年间,先后有铜梁县政协委员李国栋、重庆市政协委员卢栋林多次致信,请代查其先辈在孝感情况。德阳市张先生还专程赴孝感寻根访祖。1989年,84岁的程竹轩先生特意由台北回故乡孝感定居,并谈及他在台湾所识川籍人士大都介绍其先辈由湖北孝感移民四川。”真是莫谓他乡无知已,麻城孝感早识君。显然许多人将孝感县(今孝感市)与麻城县(今麻城市)孝感乡混为一谈。好在两地共界,取其郡望,联谊叙旧而已.不必细分。绵阳市政协文史委前主任、知名学者钟利戡先生的论证更为精到。他考查《内江县志》:“内邑旧户,祖籍多属麻城,邻邑亦然。今多不识其故,沿称明洪武二年(1369)奉诏迁麻城孝感乡实蜀事。”这“沿称”二字,不察明玉珍在此前决不可能“奉(朱元璋)诏”招民入川之史实,只能说明习惯成自然,尊崇郡望之理。以孝感驻军例,更会碰到有趣的现象。当年在上甘岭打出国威军威的解放军15军,1951年入朝前夕在四川大批征兵(如黄继光、邱少云),部队回国后驻扎孝感。这些川籍官兵,无不兴奋地说是又回到老家了。自解放以来,川人来孝寻根者迄无间断。

其七,川渝移民后裔祖谱对于麻城孝感乡迁出地记载多是泛指,并无确切记录,同样也说明这个问题,如:高坎堰、高阶堰、高街堰、高街檐、高坎岩、洗脚河、喜鹊河、鹅掌大丘等。可能只是一个移民登记点,类似于山西大槐树。

是否可以说,所指麻城府孝感乡,系一句泛称,一个寄托,一腔情怀,一种广义的约定俗成。虽有确指,实际是指孝感、麻城为主,包括与之相邻的黄陂、安陆等湖广各县。都是中华一员,何分泾水渭水。

五、川人楚相

五六百年来的天地翻覆,社会形态和生活格局发生巨变,但是楚文化对川人的的渗透,却是全面而深刻的。姑将蜀孝两地共同相似之处,稍作搜集,庶几可证实一脉血缘。

1、地名情结

地名村名,本是一个标识,具有特定内涵、长期不变、民众公认等特点。但是移民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,面对漫长的封建政治与大自然的双重挤压,他们有说不完的屈辱和无奈,有百折不挠的抗争与追求,依然不忘的是故乡情怀。这从孝感移民聚居地名中,得到充分渲泄。仅举其中四川两县至今仍用的部分乡镇名(《全国邮政编码集》),可以对应孝感地区许多相同相似的地名:

德阳——孝感、孝德、孝泉、太平等。反映的是对祖居地孝文化的颂扬。直冠老家地名(“孝感”、应山等地有太平),表达出不可压抑的情感。

射洪——东岳、仁和、太和、伏河、凤来、青岗等。

直冠“孝感”名的例子,还有二处,1966年大约4、5月份,人民日报报道春耕生产,提到“四川射洪县孝感公社”;1969年,一位北京二机部8800厂工作的林承善同志(川大毕业)亲口告诉,他是阆中县孝感公社人——这决不是一种巧合,且录以备考。此外,大多用孝感明清时代老地名中所含字:洪、龙、凤等字特多;二是以姓氏打头,结合地貌,径叫湾、河、坝、桥、墩、山、坡、畈、街、店、集、井、屋、垸(院)等,如李家湾,范家大院。

2、土语方音

语言作为人类发展中最活跃的交流工具,亦独具地方特色。以湖北话为基础形成的四川官话,则是今天川渝的主流语言。换言之,语源系湖北话,保持着几百年前的词汇和近似的楚音。试举川孝两地常用俚语数例,一窥形神,可揭示内在渊源(以两地老人、偏远农村流行话为参考。两地方言谐音模拟列前,括号为普通话及解释)。

名词:嘎(家,如“张嘎湾”),嘎嘎(外婆),婆婆(奶奶)、伯伯(父亲)、帕子、扶子(手帕),拐子(兄,哥哥),日头(太阳),天光(天亮),刹黑(傍晚),走暴(雷阵雨),索子(绳子),印子(痕迹),苕(红薯,兼形容词、缺根弦意),包谷(玉米),线粉(粉条),抄手(北方叫馄饨,南粤称云吞),罩子(雾),天道(天气),鸡公、鸡母(公鸡、母鸡),不好(生病),宝气(称有怪癖的人),豁皮(地皮),博士(木匠),告花子(叫化子)。

副词:蛮、死(很,非常),恩(硬),埂(完整、无保留),倒(会、能;兼作补语),狠(厉害),卯起来(非常、使劲)。

数词:盘(回,次),箸(相当一筷子),砣(块,堆),丫(块,份)。

助词:噻(嘛,哟,呢)。

动词:欠(盼望、想念),揩(擦),落(下,如下雨),起(取,娶,趋),处(戳,捣),费(睡),录(涝起),参(兑,斟),左(借东西),瞄(看、瞅),莫尔(不理睬),扳命(折腾)。

介词:匠(象),代(在)。

形容词:拐(坏,歹),幺(最小的),抹(快,如快点),秋(烟熏),横身(全身),哈巴(傻子),秀气(漂亮),宁馨(美好,漂亮),逼时(背运,倒霉),玉贴(舒服),赫人(可怕),撤白(欺骗),耍拉(麻利、不拖泥带水,转喻够意思),邪货(不正经),摸顺毛(顺着来),划不来(不划算),上笼头(受约束)。

口头语:冒得(没有),哪个(谁),要得(由可得变),将才(刚才),劳微呢(谢谢您)。

许多字眼的发音,与普通话相比,声母混淆,如南与兰;韵母难分(无阴平、阳平区别),如,身、申与声、生;大量保持入声字,恕不一一例举

3、工艺、市井风俗

男女老少喜爱雕花剪纸。捏糖人,原料为大米熬的糖浆。红白喜事,小孩的三朝(婴儿出生三天后洗浴)、九朝、“满月”、百日、周岁,给小孩“点红”、“抓周”(摆放文具、算盘、衣帽之类,任其抓玩,以预卜未来生计)、“做三朝”,兴“九大碗”菜,梳子肉(红烧肉)是必不可少的

游戏,玩乘三,以小石子或小树棍作棋子,画方格为棋盘,田间地头,条件不拘。彩莲船、莲花落、皮影戏也广泛流播。民歌、川剧的曲调、旋律亦多与荆楚的皮黄、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有那种苍凉婉转、悱恻缠绵的乡音存焉。比如隆昌县石匠号子:“太阳落坡四山阴,冤家掉了绣花针。出门寻针是假意,偷看情郎是真心。凉风悠悠天要晴,冤家收拾要出门。晴天又怕妈不肯,落雨又怕去不成”。只有用川楚语调唱才能一吐酣畅淋漓,听起来别有韵味。

4、民居

5、习性

饮食习惯,如家家喜好腌制泡菜、酱豆(豆瓣酱)、腐乳(臭豆腐)、腊鱼、腊肉、咸萝卜,嗜辣,自己动手酿造米酒、麦酒、曲酒。

如走路打背手,吃饭端碗喜蹲着,据说是押解路上养成的习惯。春节烧香向东方朝拜。两地人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,根据某人性格或身体特征,爱给人取绰号。如张泡皮、王拜子(瘸子)、范哈儿等。善于说歇后语(俏皮话),用形象的比喻道出本意。如“稻草包鳝鱼——溜之胡也”、“黄莲树下打响板——穷快活”,不一而足。

川渝盆地山川水、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湖北东西南北中、张扬的码头风气,二者虽各呈表象,实则扯筋连骨。两地传统都重视教育,次尚武,最后没办法则舍得出苦力。应当特别说明的是,本章所述民居、习性等特点,两湖皆然,非孝感独有,孝感只是其中一典型罢了。民俗民风,作为载体,犹如初生婴儿的胎记,向今人展示了一条探索移民文化的新途径,亦对先民当年衣食住行生存境况生出些许的遐思,让后人领略和回味移民文化沉甸甸的份量与丰富内涵。

6、杰出的川籍孝感后裔

孝感后裔同其他移民一道,带去家乡先进的生产技术,对奠定、重建、发展四川的经济结构和民俗风情的根基,有深远影响和突出贡献。在报答斯乡斯土的同时,得山川秀美之精华,继先贤珍贵之遗产,特殊的历史背景、巴蜀灵气与荆楚血性的有机融合、孕育、激发、催生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。

《孝感县志》载:

杨春,其祖孝感人,从明玉珍入蜀,家新都。春登明成化辛丑(1481年)进士,官提学副史。……子杨廷和,翰林庶吉士,累官少师兼太子太师,华盖殿大学士“等职,有大功于朝廷。孙杨慎,字升庵,正德(1501年)“殿试进士第一,官授翰林院修撰,兵部主事”,明代大文学家。

洪武4年(1371年),从孝感去隆昌的郭孟四,翻越山垭时,装行李的箩筐不小心滚下山,不得已就地开荒,定居云顶寨,历30余代,人丁5000多口,成为川南望族。驰名中外的曲酒“泸州老窖”,即滥觞于郭家万历13年(1585年)所办的泸州天成生酒厂。19世孙郭书池,光绪举人,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帐下垦务,创办上海中国公学;子郭蔚华,老同盟会员,四川早期革命党人多出其门。郭蔚华有子女7人,子郭士杰,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,1927年牺牲汉口;子郭彦曾任国民党装甲兵司令(现在台湾)。麻城府孝感乡后人、解放军上将张爱萍(出生达县)1998年10月专门题写“云顶寨”的寨名。

成都闻名遐迩的小吃龙抄手、赖汤元,龙赖两姓先祖也是孝感的移民。

前述孝感人刘开沛,生于清顺治15年(1658年),刘开沛自幼赴安徽学得造纸工艺。来川后辗转峨嵋,落脚双福场,利用丰富的竹麻资源,创造仿宣纸“贡川”,始将带去的造纸技术重新创业,发扬光大,并成为西南最大纸商。

川西雨城雅安古镇上里的杨家,历代出官吏。杨家一世祖杨银芦、丁氏于清初自孝入川,落业嘉定府夹江县牛仙乡九皇庙,后分出一支到雅安杨家沟。300多年来,经20余代,头顶官帽二至八品,有记载者72人。清嘉庆年间圣旨敕封的八代孙官墓,隐然于老屋后山茂林修竹之中。

革命烈士罗世文,其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举家迁入富顺县洪合乡,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。罗氏耕读传家,历代多进士、举人,又是盐业世家。12代世字辈除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外,还出了许多将军、教授。

现代作家艾芜,原名汤道耕,“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”,先祖于成都附近之新繁县与彭县交界处种田。

名人先祖来自麻城孝感一带的,还有阳翰笙、马识途等。

出类拔萃的贤彦未尝不挂一漏万,原因有二:一是乡人不愿夺蜀川培养之功,如《孝感县志·凡例》所言:“载杨廷和张佳应,先世皆孝感人,考明史杨籍新都,张籍铜梁,与孝感无涉,何必援显宦为旧邑荣!今裁汰之,仍附《杂识》中,一见旧说云尔。……沈公远标寄籍桐柏,由举人官四川知县。窃谓沈既举河南乡试,服官后又未请回原籍,伊之宦迹当载桐柏,吾邑不能复识,以示限制”。张佳应,县志介绍,其先人元末入蜀,张系明嘉靖进士,累官兵部尚书。二是天灾人祸对史籍的严重毁弃(如淹水、失火、战乱,尤其是文革)。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数例杰出孝感后人身上,深深感受到那种万古不磨、千劫不灭的中华民族奋斗精神。在华夏板荡、风雨如晦的岁月里,在开发四川、创造文明的同时,先人们不畏艰辛,万死求生,以异常的勤俭、卓越的智慧,所体现出人类最美好的心灵与神圣的生命力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壮丽山河,依傍的坚实基业,正是先人们付出无数牺牲而来。他们为后人树立起了顶天立地的、景行行之的千秋丰碑和人格标杆。

彰显孝感地域特色,深挖荆楚文化底蕴,弘扬移民美德,振奋民族精神,这是时代赋予孝感邑人崇高的责任。唯楚有才,蜀中多才,共同的祖宗,一体的血脉,一江上下,骨肉情深。从古到今,两地人真是难舍难分。发挥族群认同和地缘协作的整体优势、潜力与合力,日显重要。重庆俗语:“扯得拢乡音才打得拢堆”。如何“打得拢堆”?融融的乡音,未来的召唤,多么强烈地要求我们应时而起,为共创川楚人民的繁荣和福利,在更高更新大舞台上,川渝和鄂孝人民一定能够联袂上演威武雄壮的现代剧,使两地更加交相辉映、亲上加亲。

摘自头条:作者周凡